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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江湖:前老板大卫的几个小故事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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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离开那家只工作了三年多的公司已经十几年了,但因为老板大卫帮过我一个大忙,近来我越来越希望能联系上他,以找机会表示一下感谢。终于,原同事玛格丽特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,但得到的却是个很意外的消息。想象中愉快地按通电话,先让他猜猜我是谁,然后再发去几张全家福的情景,没有立刻发生。

大卫出事了。我需要想一想话该怎么说。

跨入新世纪的那年金秋,我得到某国际酒店集团的工作机会,但整件事情纯属偶然。当时,我因不习惯原公司的企业文化而去意渐浓,经常上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浏览招聘广告。豆腐块大小的地方,密密麻麻都是招聘信息。一次我看串了行,给一个压根儿没想申请的号码发了简历过去。出人意料的是,几天后我接到了电话约谈,与未来的顶头上司阿斯塔进行了一番交流。尽管并不具备所要求的行业经验,我还是收到了她的面试邀请。也许是服务行业的原因,同事们都非常和善优雅,直言对我的背景无可挑剔。而对于我,最重要的是,公司愿意为我申请绿卡。

面试进入到最后环节,阿斯塔带我去见她口中的大卫,部门的北美大区老板。与惯常办公室的布局不同,他居然背冲着门坐,宽大的皮椅上露出半截肩膀、挺括耀眼的白衬衫,以及一头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孩子似的浅色金发。他闻声转过椅子,欠起高大的身躯,用同样宝贝蓝的眼睛打量了我几秒,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握了握。

大卫并无兴趣多说些什么,毫无遮拦地告诉阿斯塔“你决定吧”。由于公司结构设置的原因,cfo位缺,大卫名义上为ntroller,实则集二职于一身。尽管我应聘的只是个芝麻粒大小的senior,他还是太傲慢了点。我犹豫了三天才接受,就是对这位大头没有好印象,担心他难伺候。因为一旦递上绿卡,等于卖给那里,我有期待,也有不安。上任伊始,我发现自己有选择办公室的自由,一间在大卫隔壁,一间在下层商务中心,毫不犹豫就去了后者,想尽量避免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。

说到正事,我面临的是个烂摊子。酒店总部在瑞士,美洲分部刚从纽约迁来,马上还将与新加坡合并,因为使用不同的会计制度,系统之间尚未联网,金融财务方面的工作堆积如山。我的桌上摆了三台电脑,一台连纽约,一台连芝加哥,一台连苏黎世,脚边还有一台连新加坡,电缆线纵横交错,就好像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里描述的场景。难怪大家对我都那么友好,是为有人来分担而高兴吧。我每天从公寓门口乘车直抵市中心,扎入楼群后经由地下通道即达办公室,早晨便开始惦记一天的活计,晚上仍想着还没完成的任务,星星和月亮即使挂满天空也没时间抬一下眼帘,太阳就更难得一见了。

阿斯塔是位出生于非洲、在美国南方长大的中年女子,上等黑宝石般美艳。她本人是基督徒,却嫁了个穆斯林大学同学,男方为回中东接受家产,不辞而别。大卫与她因工作关系相识多年,邀她离开旧地重新开始。但芝加哥的冬天让她措手不及,加之工作压力,造成她比较情绪化,在她手下干活一度艰难。

有一次她把东西算错了,影响到一份综合报表的结果,可她却要求修改我做的那部分。我小心地提出异议,她非但不听还指责我不懂合作,最终我忍无可忍跟她吵了起来,扬长而去。事后我难免惴惴,不料她却先向我道了歉,说是大卫提醒了她:“那中国丫头敢跟你吵,一定有200的把握。”大卫在意的只是我们源源不断提供给他所需要的数字。

酒店近水楼台,忙碌之余,吃吃喝喝成为我们犒劳自己的最好方式。记得第一次是入职不久,在一家很知名的西餐厅,大卫绅士地为我倒上一杯酒,以弥补前日欢迎午餐的简陋。喝酒是我的死穴,从来碰到酒局我就头大,加上他一本正经的神色,更让人紧张。他误会了,吩咐服务生:“请换一种她喜欢的。”幸亏有其他酒鬼同事,眼疾手快接下来,容我以果汁滥竽充数。

第二年初夏,我的绿卡申请如约递交。尽管仍然忙乱,但心里一块石头终究落了地。可惜好景不长,很快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。

9月11日早晨,我像平常一样来到公司。大卫的秘书,年逾五旬的罗娜,情绪激动地冲过来,高声惊呼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了……我办公室几米远的外墙上就挂有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薄型大屏彩电,脚踏质地柔软、色彩斑斓的地毯,耳边回荡着沁人心脾的音乐,目光所及之处满是橘色的灯光,千里之外的惨剧让我毫无概念。

正当我茫然地看着浓烟滚滚的画面,后来被反复播放了逾千万遍的一幕出现了:视野中又钻出一驾飞机,笔直地飞向双子塔,橘红的火球和乌黑的蘑菇云一瞬间腾空而起,刚刚还亭亭玉立的南楼就像一个破火柴盒一样被撕扯开了……晃动的镜头、惊呼的记者,和身边彻底歇斯底里的罗娜,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
我这才了解到,罗娜外表看似白人,其实生于伊朗,儿时与家人逃到伊拉克,最后以难民身份落脚美国。她熟知战火与杀戮,对故土感情复杂,很敏感此次事故是何人所为,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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