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节 葬埋（4 / 7）

棺，此自奉亲之情；藉土而葬，亦通人之意；宜两舍两取，以达父子之志。棺周于身，土周于椁。去其牲奠。敛以时服。一可以申情，二可以称家。礼教无违，生死无辱，此故当为安也。”此子孙不能奉行遗制，而藉王命以断之者也。然如是之制，能行之者已少矣，固知变俗之难也。

衣之与棺，所以防狐狸之食，蝇蚋姑之嘬，故曰毋使土亲肤。形魄既终归于地，则如是亦足矣，不必更厚为之隔也。王祥遗令，谓西芒上土自坚贞，勿用甓石，实协于理。颜之推欲还葬其父母，豫于扬州烧砖，盖亦以扬都下湿之故。（亦《终制篇》中语。）杜预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小山，皆用洛水圆石，已非达者矣。然吴逵葬其家十三丧，夜烧砖甓，王彭营葬父母，乡里亦出夫力助作砖；（见第一节。）则以砖甓葬者极多。《周书·孝义传》：皇甫遐遭母丧，庐于墓侧，负土为坟。后于墓南作一禅窟。阴雨则穿窟，晴明则营墓。晓夕勤力，未尝暂停。积以岁年，坟高数丈，周回五十余步。禅窟重台两匝，总成十有二室。中间行道，可容百人。吴逵、王彭固贫士，遐亦累世寒微，而其所为如是，当时营葬之厚，诚非今人所能想像已。

其更侈于此者，则为石室、石兽、碑铭之属。所费既广，且易开虚美之风，长导谀之习，故历代亦有禁令。《宋书·礼志》曰：“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，多作石室、石兽、碑铭等物。建安十年，魏武帝以天下凋弊，下令不得厚葬，又禁立碑。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，大将军参军大原王伦卒，伦兄俊作《表德论》，以述伦遗美，云只畏王典，不得为铭，乃撰录行事，就刊于墓之阴云尔，此则碑禁尚严也。此后复弛替。晋武帝咸宁四年，又诏曰：石兽、碑、表，既私褒美，兴长虚伪。伤财害人，莫大于此。一禁断之。其犯者，虽会赦令，皆当毁坏。至元帝大兴元年，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，求立碑。诏特听立。自是后禁又渐颓。大臣长吏，人皆私立。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，于是至今。”《隋书·礼志》曰：“梁天监六年，申明葬制，凡墓不得造石人、兽、碑，惟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。”惟记名位，似无虚美之嫌，然事易寖离其本，为防微杜渐计，似仍以一切断之为得也。

厚葬既终不能革，故发掘之事，亦终不能绝。《晋书·张方传》言：方在洛既久，兵士暴掠，发哀献皇女墓。《王机传》言：杜弢所在发墓。《石季龙载记》言：勒及季龙，并贪而无礼。既王有十州之地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，不可胜纪，而犹以为不足。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，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。《苻丕载记》：丕左丞相王永檄州郡，言姚苌残虐，慕容垂凶暴，所过灭户夷烟，毁发丘墓。陈宣帝罪状薛安都之诏曰：“椎埋发掘，毒流泉壤。”《南史·刘杳传》言：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。田益宗归魏被代，表言代者毁发坟墓，露泄枯骸。此皆在兵乱之际者，然平时亦所不免。《晋书·何充传》：充为会稽内史，以墓被发，去都改葬。《齐书·周山图传》：山图为淮南大守，有盗发桓温冢，大获宝物。《高祖十二王传》，又言有盗发温女冢者。《陈书·世祖九王传》言：征北军人，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。《北史·齐本纪》言：文宣帝死，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，得珠襦玉匣，帝珍之，还以敛焉。《周书·贺兰祥传》言：荆州境多古墓，其俗好行发掘。此皆在平时者也。甚有以贵人而躬椎埋之行者。《宋书·前废帝纪》，谓其以魏武帝有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乃置此二官，以建安王休祐领之，其说不知信否。《陈书·始兴王叔陵传》，言其好游冢墓间，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，辄令左右发掘，取其石志、古器，并骸、肘、胫，持为玩弄，藏之库中、府内，则说必不诬矣。《南史·齐宗室传》：梁州有古墓，名曰尖冢，或云张骞坟。有欲发者，辄闻鼓角与外相拒，椎埋者惧而退。萧斅（颖达第七子。）谓无此理，求自监督。及开，惟有银镂铜镜方尺。此亦叔陵之类也。《魏书·高宗纪》：大安四年十月，北巡，至阴山，有故冢毁废，诏曰：“昔姬文葬骨，天下归仁，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。”其刑可谓甚峻。《宋书·桓护之传》：护之伯父之子阆，元嘉中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母墓为东阿寺道人昙洛等所发，阆与弟殿中将军闳共杀昙洛等五人。《齐书·孝义传》：朱谦之，年数岁，所生母亡，其父昭之假葬之于田侧，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。同产姊密语之。谦之虽小，便哀戚如持丧。年长，不婚娶。永明中，手刃杀幼方。其相报亦可谓甚惨。然椎埋者踵相接也。故曰：“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犹有隙也。”

墓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（496年），是属于北魏中期的典型碑刻。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，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。

以发掘报怨、肆毒者，亦时有之。《魏书·毕众敬传》言：众敬为申纂所恨。会有人发众敬父墓，众敬疑纂所为。其弟众爱，乃亦遣人密至齐阴掘纂父墓，以相报答。此已为非理。鲁爽与弟秀南奔，魏毁其坟墓；北齐文宣帝以祈雨不应，毁西门豹祠，掘其冢；此则更尸帝王之名，而同盗贼之行已。其尤堪发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