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节 佛教流通（5 / 9）

臣、州郡牧守所营者，尚不在此数。（贵戚造构者如冯熙，自出家财，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，合七十二处。多在高山秀阜，伤杀人牛。有沙门劝止之。熙曰：“成就后人惟见佛图，焉知杀人牛也！”宋明帝用百姓卖儿帖妇钱，犹可委为不知，此则知之而犹为之，愚也而近于悖矣。大臣为之者如齐高隆之，以广费人工，大营寺塔，为高祖所责。而州郡为之者尤多。魏城阳王长寿次子鸾为定州，缮起佛寺，公私费扰，世宗闻而夺禄一周。安同在冀州，大兴寺塔，为百姓所苦。杨椿为定州，因修黑山道余工，伐木私造佛寺，役使兵力，为御史所劾，除名为庶人。皆是物也。陆俟子馥为相州，征为散骑常侍，吏民大敛布帛以遗，馛一皆不受，民亦不敢，以造寺，名长广公寺。此虽非其所为，其劳民则无以异也，且安知民非承馛意而为之邪？《肃宗纪》：正光三年，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，以见事见劾，牧守辄兴寺塔，为其一条，可见此风之盛。冯亮为魏所获，不肯仕，隐居嵩高，宣武乃给其功力，令与沙门统僧暹、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形胜之处造闲居佛寺，曲尽山居之妙。轻用民力如此，民不将以佛为灾邪？）读《洛阳伽蓝记》一书，犹可想见其时民力之竭为何如也。

与寺塔同其靡费者，时为造像。时虽亦有泥像，而用铜者殊多。晋恭帝造丈六金像，已见前。宋文帝时，蜀沙门法成，鸠率僧旅，几于千人，铸丈六金像，事见《魏书·胡叟传》。《释老志》：高宗兴光元年，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，各长一丈六尺。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。显祖于天官寺造释迦立像，高四十三尺。用赤金十万斤，黄金六百斤。其靡金之多，殊可惊骇。又有玉、石像。齐武帝有显阳殿玉像，已见前。《释老志》：高宗复佛法之岁，诏有司铸石像，令如帝身。又尝于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，世宗迎置洛滨之报德寺，躬观致敬。其尤侈者则为石窟。高宗以昙曜言，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，开窟五所，镌建佛像各一。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。景明初，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，准代京灵岩寺石窟，于洛南伊阙山，为高祖、文昭皇在后营窟一所。永平中，中尹刘腾，奏为世宗造石窟一，凡为三所。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，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。即今所谓云冈、伊阙石窟也。（云冈，在今大同、左云之间。伊阙，俗名龙门，在洛阳南。石窟雕像，本放印度，尚有在他处者。如敦煌之莫高窟，亦其一也，特皆不如此之弘丽耳。南朝亦有石窟，在今首都东北摄山，俗称栖霞山，为齐、梁两朝所造。郑鹤声、向达有《摄山佛教石刻小纪》，见《东方杂志》二十三卷八期。云：佛龛凡二百九十四，佛像凡五百十五，即有遗误，相去当不甚远。）论者徒美其雕饰之奇伟，谁复念其所费民力之多邪？《魏书·灵徵志》：大和十九年，徐州表言丈八铜像，汗流于地。（晋恭帝法成所造金像，皆长丈六，魏珉玉像亦然。《魏书·崔挺传》云：光州故吏闻其凶问，莫不悲感，共铸八尺铜像，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，追奉冥福，此盖减其长之半？然则当时佛像，殆有定制，袁宏《汉纪》云佛长丈六尺，盖即因其造像而附会也。然则此丈八或丈六之讹。袁宏《汉纪》引见《秦汉史》第七节。）《北齐书·循吏·苏琼传》：徐州城中五级寺被盗铜像一百躯。可见地方佛像，亦多而且大。《灵徵志》又云：永安三年，京师民家有二铜像，各长尺余，一头上生白豪四，一颊旁生黑豪一，此像较小，然可见民家亦有铜像也。《南史》、《梁本纪》：武帝大同元年，四月，幸同泰寺，铸十方银像。三年，五月，幸同泰寺，铸十方金铜像。则又有以金银为之者。

造像、建寺而外，靡财之事如设斋会等尚多。（如胡国珍之死，诏自始薨至七七，皆为设千僧斋，令七人出家，百日设万人斋，二七人出家，其所费必甚巨。梁武以贺琛陈事，盛气口授敕责之，曰：“功德之事，亦无多费。”吾谁欺，欺天乎？不特朝廷，即民间为斋会者，合聚饮食，所费亦必不少也。参看下引郑子饶事。）当时之人，有极俭啬，而于奉佛则无所吝者。《晋书·何充传》云：充性好释典，崇修佛寺，供给沙门以百数，靡费巨亿而不吝也。亲友匮乏，无所施遗，以此获讥于世。《宋书·宗室传》云：临川王义庆，性简素，寡嗜欲，受任历藩，无浮淫之过，惟晚节奉养沙门，颇致费损。有是蔽者盖甚多。此犹靡财而已，甚有因奉佛而坏法乱纪者，如张畅子淹，为东阳大守，逼郡吏烧臂照佛。百姓有罪，使礼佛赎刑，动至数千拜。张彝除秦州刺史，为国造寺，名曰兴皇。诸有罪咎者，随其轻重，谪为土木之功，无复鞭杖之罚，为治如此，尚复成何事体邪？

百姓之苦如此，而僧尼则有甚富者。宋文北讨，换取僧尼资财，（见第二节。）王僧达劫竺法瑶，得数百万，（《宋书》本传。）亦所谓多藏者必厚亡邪？

佛事之有害于民如此，故其限制，乃随其兴盛以俱来。《晋书·艺术传》言：百姓以佛图澄故多奉佛。皆营造寺庙，相竞出家。真伪混淆，多生愆过。石季龙下书料简。其著作郎王度奏曰：“佛方国之神，非诸华所应祠奉。汉代初传其道，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，以奉其神，汉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