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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(3 / 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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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郭泰祺伴同汪彭年去看井上,由井上陪着去见小幡。

听完陈述,小幡脸色铁青,“好了!你们请吧!”他说,“我从今以后,再不跟中国人共事了。”

汪彭年、郭泰祺心里都很难过,只有连连道歉。回到南横街,刘钟秀也来了,同时带来了一个内幕消息:情势何以突变的缘故。

原来黎元洪的“二太太”黎本危,本是汉口的黑牌红妓。黎元洪的太太长斋念佛,诸事不问,黎本危操纵内外,招权纳贿,成了黎元洪的一大弱点。

黎本危有个手帕交,嫁的是湖北外交交涉员胡朝栋。帝制议起,黎元洪从武昌带进京的亲信,分成两派,一派反对帝制,就是怕“狗头落地”的那班人;一派赞成帝制,以善拟痛哭流涕的通电而闻名的饶汉祥为首,胡朝栋尤其热衷,走杨士琦的门路,得以巴结袁克定。反对帝制的人,都知道他是袁克定的奸细,所以敬鬼神而远之,防他防得像贼那样。

谁知百密一疏,疏忽了胡朝栋的妻子,就住在黎家,是黎本危的“清客”。袁克定通过这一重关系,以两万元的珍珠买通了黎本危,窥探黎元洪的意向。东厂胡同的监视,一度放松,就因为辗转从黎本危口中得知,黎元洪并无异志的缘故。

不道黎元洪在出走的计划将实行的前两天,告诉黎本危说:“我要走了。”

黎本危立即问说:“到哪里?”

黎元洪摇头不答,经不住爱姬一再迫问,才答了句:“将来派人来接你。”

黎本危一半假,一半真——怕黎元洪一走,袁克定放不过她,下令逮捕,受牢狱之灾,因而号啕大哭,要黎元洪带她一起走,不然宁愿此刻就死在他面前。

黎元洪的英雄气,本就不壮,这一来更觉气短,无可奈何地说一声:“好了,好了,我不走就是。”

黎本危还怕他口是心非,暗中关照胡朝栋到杨士琦那里去告警,结果来了个东厂胡同逐部戒严。此日回溯当时的情形,黎元洪还自诩定力。

“也亏得我主意拿得定,不然项城一去世,我怎么就顺顺利利地补了他的位子呢?”

但是,这个位子有段祺瑞与徐树铮在,就像曹操、华歆之与汉献帝,不会坐得稳当。因此这天晚上由餐厅到书房,与人密谈时,哈汉章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。

“如果‘歪鼻子’要辞,大总统就准他辞好了。怕什么?”

谁是“歪鼻子”?黎元洪先是一愣,随后才想起来,这是袁世凯那班少不更事的幼子为段祺瑞所题的外号,接着使劲摇头:“那会出事!”

“风波是会有的,不过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,莫非他还敢举兵造反?”

“我是怕没有人能接替他。”

“大总统是说谁来组阁?有人、有人!”

哈汉章认为不妨与研究系合作,让汤化龙来组阁,梁启超当然要罗致在内。另一方面,由韬园系联络冯国璋,梁启超疏通西南,局势可以很快地稳定下来。

“难得缠,难得缠!”黎元洪打着湖北腔说,坚决拒绝。

乘机去段是哈汉章的上策,既不见用,只好再陈中策,请徐世昌来京调停。

“这个办法比较妥当。”黎元洪问道,“你看,派谁去请他?”

徐世昌自从洹上送葬以后,“归隐”于河南辉县,筑了一所别墅,名为“水竹邨”。不管他是不是做作,但表面看来,是绚烂之后,归于平淡,不愿再沾惹九陌红尘的模样。因此不是交情深厚,有特殊渊源的人,恐怕还请不动他。

斟酌再三,大家认为最理想的,莫如“北洋三杰”之首,而赋性比较恬淡的王士珍。商量既定,由黎元洪下了帖子,请王士珍赴宴,以西餐相饷。

王士珍字聘卿,北洋军人都称他“聘老”,黎元洪是后辈,亦照此称呼。“聘老,”他说,“芝泉跟我闹脾气,我很为难。我想请聘老劝劝他,把辞职书收了回去。”

“大总统明鉴,”王士珍很客气地说,“不是我敢驳回,芝泉的脾气,大总统是知道的,只怕越劝越僵,反为不美。”

“这就难了!以你跟芝泉的交情,尚且如此,更有谁的话是他能够听的呢?”

“除非徐相国。”

“那就只好恳请徐相国出山来调停了。不过聘老,恐怕非劳你的驾不行。”黎元洪又说,“为了北洋团体,请聘老务必辛苦一趟。”

提到“团体”,王士珍义不容辞,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于是黎元洪特备一份花色繁多的重礼,由交通部特饬平汉路局备妥一列花车,载着王士珍南下,由河南新乡转道辉县去请“东海相国”,进京调处府院之争。

这是袁世凯死后,徐世昌的声望升至北方第一位的鲜明象征。他很了解,如果长此归隐,对于调处一事,不妨听其自然,双方肯让步,固然很好,若是各走极端,无从化解,亦不妨浩然还山。但若还有用世之志,那么此生就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,才能无损威望。

这样就必须慎之又慎。先跟王士珍促膝深谈了好几次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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