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（10 / 18）

御太和殿，亲授大将军金印，用正黄旗纛出京。如今回京，不能没有适当的礼节相迎。所以皇帝事先便有旨意，命礼部拟定仪注奏闻。

六部尚书，满汉各一，谁的权重，大致视各人才干而定，唯独礼部，总是汉缺的尚书当家。这时礼部的汉缺尚书，刚刚由工部调任，一接事便遇到了难题。

此人名陈元龙，浙江海宁人。海宁陈家从明末以来，就是大族，本姓为高，所以陈元龙跟早年权倾一时的高士奇，算是同宗，认为叔侄。陈元龙是康熙二十四年的榜眼，长于书法，颇为皇帝所赞赏，所以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。

有一次，皇帝忽发雅兴，要写擘窠大字，便对左右说道：“你们家中，各有堂名，不妨说出来，我写匾额赏给你们。”

于是陈元龙面奏：“臣父之闿，年逾八旬，臣家的堂名叫‘爱日堂’，倘蒙皇上赐书，荣及九族。”

皇帝便如言写了“爱日堂”三字，赐给陈元龙。“爱日”通常是人子爱亲之意，由皇帝来写这两个字，实在是异数，所以这个故事颇为人传诵。

到了康熙四十二年，陈元龙以老父衰病，奏请“终养”——奉养老亲，直待老亲寿终，持服期满再奏请起复，复行官职——七年之后，陈元龙进京，被授为翰林院学士，不久迁吏部侍郎。又放广西巡抚，颇有惠政。康熙五十七年内调工部尚书。此时又调礼部，正好主持拟定抚远大将军回京，迎接仪注一事。

“为什么是难题呢？”他说，“因为不知道大将军这次回京，算不算凯旋？如果是凯旋，有成例在，事情就容易办了。”

成例在康熙十九年。安和亲王岳乐受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，于康熙十四年讨伐吴三桂，历时五年，方始奏凯班师。皇帝前一天驾临卢沟桥郊迎，第二天大将军到达，一起拜天，叩谢上苍嘉惠。仪节非常隆重。

如今既非奏凯，当然不能援用成例。陈元龙召集僚属，几经斟酌，方始定议。抚远大将军抵京之时，皇帝派侍卫一员慰劳；亲贵大臣自贝子以下，齐集朝阳门外迎接。进了京城，大将军诣宫门请安，皇帝在乾清宫召见赐宴，由诸皇子作陪。

覆奏到达御前，皇帝只将赐宴一节删去，其余依议。礼部随即行文各衙门知照，按规定行事。有些人只以为“做此官，行此礼”，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有些人却别有想法。

这种想法是由热衷而来。他们在想：大将军既非凯旋还京，本用不着如此郑重其事，足见皇帝此举，是在暗示，属意于皇十四子继承大使的初心未变。然则如今要迎接的，不是抚远大将军，亦不是郡王，而是一位未来的皇帝。倘或此时让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好印象，何患将来不大富大贵？

其中有个辅国公阿布兰，是广略贝勒褚英的曾孙。太祖共有十六子，元妃生长子褚英、次子代善。褚英在十七八岁时，即以武功赐号为“洪巴图鲁”。满洲称勇士为巴图鲁，“洪”可解释为大，所以“洪巴图鲁”的意思就是“大勇士”。

这个“大勇士”到了二十七岁，更被封为“阿尔哈图土门贝勒”，译名叫作“广略贝勒”。顾名思义，可知不仅勇敢，且多智略。谁知太祖这样一个有谋有勇的长子，竟会以“作书诅咒”的罪名，圈禁高墙。到了第三年死在幽所，年三十六岁。据明朝所侦得的实情是，“红把兔”——明朝不知“洪巴图鲁”是何名堂，以译音称褚英为“红把兔”。说他谏父不可背叛明朝，太祖大怒，下令将他处死。这件事官书不载，但多少年来，宗室中口头相传，都说褚英确是为他父亲所杀。

就因为这个缘故，褚英与他同母弟代善的境遇，大不相同。代善是正红旗的旗主，封为礼亲王；长子岳托封为克勤郡王；三子萨哈廉追封为颖亲王，皆是世袭罔替。清朝开国，只有八个王世袭，俗称“铁帽子王”，代善一家就占了三个。

一母所生的弟兄，子孙的荣枯如此不同，褚英之后，便出了好些心理不正常的人，一种是怨恨不休，一种是拼命巴结，想法恰好相反。

拼命巴结的这一类中，有一个叫苏努，有一个叫普奇，是堂房叔侄，曾因附和胤禩获罪，被削去公爵。此刻又有一个叫阿布兰，是苏努的胞侄，算辈分比抚远大将军胤祯晚一辈，这就更便于伏低做小了。当大将军的仪仗过去，胤祯在前呼后拥之中，缓缓策马而过时，阿布兰突然逸出行列，跪在前面。一个人孤零零地单摆浮搁，显得格外刺目。

阿布兰却不管旁人的观感，等胤祯行得近了，高声说道：“宗人府右宗人阿布兰，恭迎抚远大将军叔王。”

叔王是个新鲜名称，不过意思很明白，表示他也是宗室，是胤祯的侄子。见此光景，马上的“叔王”倒很不过意，但一时想不起来他是哪一房的子孙，只在马上欠身答礼，很客气地说：“请起！请起！”

阿布兰这个举动，有些惊世骇俗。还有些跟他相熟的人，则替他老大捏一把汗。因为宗室中自公爵以上，对于皇子无下跪之礼，阿布兰显然是以储君视胤祯，才有此逾分的礼节。皇帝曾经一再严饬，不准有任何拥立某一皇子之事。而阿布兰的行为，已大干